臨近世界盃決賽,心情就有如坐過山車,時而高漲,時而低落。好幾個一致被看淡的參賽國家爆冷擊敗傳統勁旅,奇蹟晉級,就連賽前被媒體形容二十年來陣容最薄弱的英格蘭亦一嘗晉身四強的滋味。但正當大家滿心歡喜,期待一次世紀英法大戰之時,英國始終不敵克羅地亞,再於準決賽止步,只能與比利時為奪取季軍一較高下。另一邊窗,一眾持份者與病人紛紛期待著藥物建議委員會七月季度會議的結果,畢竟結果有可能影響病人的生存希望,他們的心情高低起伏,與看世界盃的心情有過之而無不及。到底,這次會議結果會有喜劇性的突破,還是依舊慣性收市?

藉此,讓我們再一次深入探討藥物建議委員會近年作出的決定。回顧過去兩年多的會議結果,委員會的決定一致,都是每一次都會有昂貴藥物不獲批准。每18項申請之中,就只有平均8項獲批列入藥物名冊。有些持份者質疑藥物建議委員會反復拒絕申請多次的入藥申請,可另一邊廂又有藥物只需經過一次申請便成功獲批。究竟藥物建議委員會決定批准入藥時有什麽標準?委員們之間又會有什麽會討論的事情? 筆者這次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委員會的思維。

近幾年藥物建議委員會批准的藥物都是經過精挑細選的過程。如藥廠申請入藥時未能提供符合藥物建議委員會標準的藥物關鍵資料,結果只有一個,就是不獲批核。申請的關鍵條件相當清晰,申請入藥時,一定要有已刊憲的第三期臨床研究數據、充足藥物安全資料、其他已發展國家對是次藥物的資助批准文獻及一個符合委員會標準的報價。若藥廠沒有提供以上資料,基本上可以直接省省時間,準備下一次的申請。審批過程嚴謹,無非因爲在政府、立法會議員及大眾市民嚴密監察下,委員會往往需要在每次短短數小時的會議之内,完成審議幾項至十多項申請。 因此,資料不充足,是不少入藥申請不獲批准的原因。 然而,筆者認爲這並不是入藥申請失敗的主因,究其原因,始終源於委員會對藥物報價上的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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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與誠的界線

對委員會來說,一次又一次的否決入藥申請可能是理性和審慎的決定,畢竟作為公職人員,不能與法規背道而馳,不能批准沒有確實療效及不安全的藥物進入名冊。

對入藥申請人來說,入藥申請被否決或許代表下一次再接再厲,再學習申請入藥的機會。

可是,對貧苦大衆和病者而言,重複的否決入藥申請就如同無盡殘酷的打擊,令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跌進無助和絕望的低谷。

面對誠心向醫管局求助的市民和病者,究竟委員會這一次七月季度會議會否以誠懇的態度履行關顧患病的市民為本的承諾?委員會會否以厚愛的精神批准更多入藥申請?抑或委員會依舊堅持以它們的入藥申請要求,只批准廉價的藥物入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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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提到委員會的批准入藥申請與否取決於一個五十萬的界線。這五十萬是指病患者在藥物的總支出數目,委員會貫徹始終,利用此界線來作為審批昂貴藥物的入藥申請。昂貴藥物例如治療癌症藥物,血癌藥物等等,都是以此界線來定奪該藥物價錢合理與否。在委員會心目中,若報價超過五十萬是一個普羅大眾不能承受的沉重費用。所以一旦報價超過此界線,申請都會一律被委員會否決。

筆者認爲,此界線實在匪夷所思。究竟這是各位委員心目中的願景?還是經過專業調查得出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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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任委員的五十萬與大眾的五十萬

可以列席於委員會會議內的委員,當然少不了來自不同專科的臨床專家(全部也是顧問級別)、藥學專家、醫管局行政總監、總藥劑師與幾位其辦公室的高級藥劑師等委員組成。按照公務員薪酬水平,月入二十萬大元對委員們絕對不陌生。不吃不喝,兩個半月的薪金便可以讓他們支付醫管局提供的自費昂貴藥物。實際點看,若動用委員們半個月的薪金,則需要五個月的時間。

2016年政府調查數據顯示,一個四人家庭月入中位數為三萬六千七百元。相比之下,對於一個四人家庭,不吃不喝,則需要大概十三個月零十八日才能支付藥物費用。若動用一半月入的話,則需要上述時間的兩倍。兩個群組的收入差天共地,單純套用一個五十萬的界線,似乎不太合適。到底,委員會怎樣用這個不明文的五十萬界線去履定醫管局的病人?莫非,醫管局主要服務的人群是夾在上述這兩個族群中間的中產人士?筆者相信,這是連政府審計處早前調查入藥情況也未曾提及的一個指標,只有委員會內的常委班子才能解釋這條界線的因由。當然,未能成受昂貴藥費的患者有權選擇申請撒瑪利亞基金和關愛基金資助,但亦不是每個患者都能通過資產審查。總括來説,五十萬也不是很多人能夠承受的水平,而入藥機制能不能與時並進這個問題,可能在短期内也沒有答案。

除了委員會以五十萬界綫控制藥價,還有其他解決及幫助港人承受昂貴藥費的方案嗎?

其實,香港各大藥廠在這個制度下不斷向委員會建議提供病人藥物資助計劃,但是因為大多數資助計劃都需要總藥劑司辦公室的人力資源去計算及追查每個受資助的病人的資料和用藥情況,所以在醫管局缺乏資源的局限底下,當委員會建議入藥時,總藥劑司辦公室的代表只能以人力資源爲由否決支持計劃,無可奈可地建議委員會否決設計複雜的藥物資助計劃及其入藥申請。

據筆者了解,就履定藥物資助計劃複雜與否,委員會現時亦未有一個公開的準則。考慮到軟件和硬件配套,目前醫管局落後的電腦系統是不太可能處理因引入新藥而大量新增的病人數據。筆者一個大膽假設,如果政府可以撥款資助醫管局定時更新電腦系統,筆者相信審議藥物資助計劃的情況亦能夠得以改善。

猶幸,各大藥廠亦未因此而卻步。針對這一點,某些藥廠大概在多年前已經和香港防癌會,屯門仁愛堂及某某福群會等非牟利機構合作提供藥物資助計劃,幫助有經濟困難的患者獲得適合而又能夠負擔的藥物治療。但防癌會和仁愛堂只會支持已經被納入藥物名冊的藥物,無助癌症患者需要經濟資助的燃眉之急。如果這兩家機構能夠跟醫管局藥物名冊脫鈎,接納各持份者的合作,完善的醫療設施也可能得以利用去幫助有需要的病人。以癌症藥物爲例,標靶藥物與免疫治療都是獨立的治療方案,後者更是發展迅速,已經成爲重要治療癌症方案之一。但無可奈何地,免疫治療現時只能夠由靜脈注射入病人體内。故此,沒有靜脈注射的非牟利機構都只能推出不能紓解醫管局人力資源問題的病人藥物資助計劃。如果防癌會可以做到這一點,轉營資助藥物靜脈注射中心,絕對是可以成為提供免疫治療的翹楚。加上現時有地鐵貫通港島各區,防癌會地理缺陷絕對不是問題。另一方面,這正正造就利好某某福群會與各藥廠合作推出醫管局病人資助計劃。但當所有的藥廠都是與同一非牟利機構合作,該非牟利機構或會變得商業化,同時也令病人選擇變得單一化,這對病人的權益百害而無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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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我們去思考的一些解決方案提議

經過上述的分析和探討,筆者有以下大膽的假設和建議(歡迎讀者的提出意見及批評):
1)五十萬的界綫真的能夠真正反映大部分不受政府資助的病人的經濟能力嗎?藥物建議委員會可以定期調查不同收入群組的市民,制定透明度較高和大衆能夠接受的界綫定位嗎?

2)防癌會和仁愛堂都不是醫管局轄下機構,藥物資助計劃能否與藥物名冊脫鈎,吸納已在發達國家認可的先進藥物?在現時有限的資助機構以外,能否增加病人的選擇,從而為病人提供更多優質的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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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科學學士、公共衛生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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