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經過病房,聽到一些似曾相識的嚎哭。這才發現我二十二歲的這一年,這麼近距離地目睹過兩次死亡,近距離得只要屏神靜息,就能聽見死神一步一步的腳步聲。

兩次的死亡有一點不同。一是外公因中風在醫院過身,二是我相處了十二年的小露比在接受半年的化療後,因淋巴癌死去。在醫學倫理課堂中,我們學習關於死亡。醫生說,死亡是一個過程,而非一個既定時刻;電視劇裡的死亡給予人錯誤的印象,比如被捅死的人突然閉上眼睛,呼出最後一口氣,心電圖在一剎那間變成一條直線等。而事實上,死亡比想像中漫長,心電圖在變成直線 (asystole) 之前的每一種變化,才是死亡的真諦。尤其在醫學昌明的年代,呼吸可以呼吸器 (mechanical ventilation)維繫,心肺衰竭的病人可以人工肺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維持生命,什麼是死亡?何時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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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待公公死亡的夜裏,我們一眾親友圍在病榻前,徹夜哀嚎。公公因出血性中風(hemorrhagic stroke)失去意識,腦掃描顯示中線偏移 (midline shift),任誰也能看到血塊佔據了腦部很大的面積。公公的生命只靠呼吸器和一支又一支的強心針維持。醫生說:我不能抹殺你們的希望,不過醒來的機會極微。那三晚很漫長,呼吸器一下一下泵氣又放氣的聲音,規律又工整。心臟監測儀器 (Cardiac monitor)上長期亮著紅燈,可那嗶嗶聲的警號早被姑娘按熄了。甚至當心電圖 (Electrocardiogram) 上顯示不了代表心室跳動的QRS波 (QRS complex)時,姑娘熟手地把原本顯示的第二導程 (lead II), 轉成另一個能顯示跳動的導程。大概看著那一下跳動,就能擁有生命。然而又怎樣呢,我們看不見的第二導程,只是埋首沙堆的鴕鳥,不想也不願意知道,失去QRS波的第二導程,就是邁向死亡的過程。

大家叫破喉嚨,央求公公醒來,是希望一個奇蹟嗎?醫學的知識使我感覺有點疏離,有點不懂反應。我站在床尾,看著心跳時快時慢,心電圖螢光幕上顯示的每一種圖樣,都有如抽取自ECG made easy,如此逼真,恰如公公的生命就是教科書的原型。異位搏動 (Ectopic beats)、室上性心搏過速 (supraventricular tachycardia)、心室顫動 (ventricular fibrillation),一下又變回正常竇性心律 (sinus rhythm)。每一下跳動都一步一步接近死亡。圍在病榻旁的大家或者不懂,可我無助地知道—知道死亡這個過程這麼長,這麼苦。

在心電圖終於顯示出直線的時候,醫生過來,終於宣判:病人的死亡時間為早上五時三十七分。親友們紛紛說,不,真正的死亡時間是五時二十四分,醫生過來時花了一點時間。就讓它如此吧,讓死亡的時間留在那一天早上五時二十四分——儘管我們知道,死亡的過程早早就開始了,早在公公失去意識之時,一點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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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讓Ruby走的一天很是倉猝。我和媽媽帶牠到醫院想要開始另一種化療藥物,然而事與願違,牠的血小板低到危險的程度,不適合繼續化療;而新的化療療程更是昂貴得超出我們負荷的範圍。跟獸醫談完後,我們知道一切都走到了盡頭。

那是很心碎的六個月。由我們得悉牠患上淋巴癌,到結束的這一天,六個月零四日。到了後來的一個月,我不斷在網上搜索有關寵物安樂死的資料,媽媽是佛教徒,她說,讓牠自然的走吧,我們不要結束牠的生命,是一種罪孽。我不同意,可也沒有反駁,那時候的我們都不願意開展這樣的討論,可我每天都在想。理智告訴我,這是個無可避免的過程。甚麼是正確的時候?寵物的主人被賦予這樣的權力,可是這種權力沈重得使人喘不過氣來。網上的一些文章說,寵物的死亡比親友死去更讓人沈痛,因為我們在裡頭作出了這麼多的抉擇,我們就是唯一作出選擇的人,選擇看醫生,選擇吃藥,做手術,選擇在最適當的時候死去。

那天牠從醫院乘的士回家,我們想讓牠走一走,先解決大小二便。而可憐的小露比走一兩步也東歪西倒,然後就在馬路上躺了下來,我這才發現牠的眼睛上下躍動,是課本裡的「垂直性眼球震顫」(vertical nystagmus)。就那一瞬間,眼球震顫、步履不穩 (unsteady gait),我知道那可怕的癌細胞已經在牠的腦裡植根。爸爸最後把不願再走的小露比抱了回家。

那是我們的最後一個夜晚。那晚媽媽說,打個電話吧,讓獸醫明早就來打那一針。

那一晚小露比沒有睡過,也沒有走動過,迷迷糊糊的。臨天亮的時候就吐了,於清晨嘔吐 (early morning vomiting),又一個典型的徵狀。早上我們把床鋪墊在地上,把小露比抱在上面。獸醫來的時候帶了一支紅色的藥水,姑娘說,把這支藥水打到靜脈內,牠就會進入全身麻醉的狀態,多動聽的名詞。牠很安詳,沒有一點掙扎,彷彿只是深深地睡去;我們反倒是哭瘋了。

當天的抉擇痛苦得讓我死去活來。可在往後的日子往回看,那是必要,也是最好的決定。死亡是無可避免的終章,卻也是個難挨的過程。淋巴癌的腫瘤大可在牠的腦裡多長幾天,甚至一個星期。一個星期的作嘔作悶、頭痛欲裂,一個星期的吃不下、睡不著,到最後可能呼吸困難。每一種都是我所不願意看見的。我們把死亡縮短了一點,讓牠好過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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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我考進醫科。那時候的我說,醫生醫生,我們是醫生,醫生不醫死。只要有一絲希望,尚存一息,我們都要堅持不懈,永不放棄。五年後的今天,在無可避免地近距離目睹死亡以後,我知道死亡不一定是放棄,生存也不一定是最好。英國患有線粒體DNA耗竭症候群 (MDDS)的小男嬰 Charlie Grad、以及患有罕見神經退化疾病的Alfie Evans被法庭判決停止維生的治療,激起很多人發聲,認為他們不應被剝奪生存的權利。作為旁觀者,支持別人永不放棄、擁抱生命固然最為簡單,也最振奮人心、賺人熱淚;但作為病童、家人,願意步向死亡,才是更艱難的決定。

我們的文化使我們很少討論死亡,由Do Not Attempt CPR (DNA CPR),到停止維生儀器,甚至到安樂死,社會上都不常討論。然而死亡是每個人必須要經過的,這個禁忌的話題,我們終需要面對。Advanced directives的興起,讓我們更能自主地決定我們的治療,在能為自己的生命作出決定的時候,為何不作出對自己最好的選擇?

生存需要勇氣,但選擇在最適當的時候死去,更需要勇氣。

不想寫太多醫科見聞的醫學生
想寫一點生活、一點故事、一點隨想、一點哭哭鬧鬧、能褪掉一點傷春悲秋,多一點直白就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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